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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高粱編劇沒有商業元素的電視劇沒人看

发布时间:2019-11-09 00:35:00

《红高粱》编剧:没有商业元素的电视剧没人看

电视剧《红高粱》播出的这段日子里,编剧赵冬苓每天都会关注上的反馈

“作品应该有情怀,同时要符合商业规律”2014年11月14日,赵冬苓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这两年电视剧市场对商业性的要求确实提高了不少,也迫使编剧除了追求社会效益之外,探索如何增加电视剧的可看性”

赵冬苓强调,剧本创造加入商业性元素有其必要性,“我在这几年的创作中,力图在每部作品中都添加一点新的尝试,在《红高粱》这部电视剧里,迈的步子更大一些”

增加了很多人物和故事

:跟原着相比,《红高粱》最重要的人物和情节的变化在那里投资方对你有什么创作方向上的要求吗

赵冬苓:首先要说投资方非常尊重我的创作自由,没有给我关于如何创作的意见;剧中新增了很多原着中没有的角色,比如说张俊杰和淑贤等等,并且以他们为线索展开新的故事,另外还重新创造了一个人物朱豪三

一方面是因为对观赏性和连续性的考虑,另外一方面电视剧和小说在审美特点上有很大不同,它需要有非常具体的人物和情节来进行表达其实很多故事莫言都留了空间,他没写,我觉得小说是不用写的,但是电视剧要面对最广大的电视观众,要把它补白而一些过分残忍、血腥的情节在电视剧里不适合出现

淑贤这个人物原小说没有,增加她是想丰富九儿的个性多年苦熬的大少奶奶淑贤是旧社会里活得很不幸的一类女性,她是完全顺从的,而九儿是以一种激烈反抗的姿态来生活

张俊杰这个非常正能量的角色原小说也没有,但如果要把九儿的情感命运发展写出来的话,这样一个白马王子一样的少女时期偶像就少不了作为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无论是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还是寻求民族的解放,都是很自然的事,这也包括加入早期共产党,我想我更强调他作为一个寻路者的角色如果要表现那个时代的各种政治力量,画一幅饱满的社会关系图,张俊杰这样的人物也少不了,张俊杰、朱豪三始终在探寻救国救民道路

电影几乎是没有社会关系的一个单纯故事,而电视剧要把精神性的东西改成一个富有烟火气的故事

变男性视角为女性视角

:跟原着相比,九儿变成了第一主角,而九儿跟余占鳌的关系颇值得玩味,一直是女方在调教男方,有《驯悍记》的感觉

赵冬苓:确实,九儿是我写过个性最强悍的一种女性了颠轿的桥段,电影里把巩俐颠哭了,电视剧里始终没有把周迅颠哭,她吐完了上去说,接着颠吧,姑奶奶还没颠够呢我们着力塑造九儿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张扬个性

我对九儿和余占鳌的关系定位为男人和女人的战争,而且她绝不是失败的那一方野合的场景跟电影版的完全不一样,电影里巩俐就一个大字躺在那里,而电视剧里是男人和女人一番搏斗,余占鳌说“不干就算”,反而是九儿主动,一方面突出九儿是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另外余占鳌对九儿是非常尊重的男人总喜欢自己征服不了的女人嘛,恋儿无论如何没有得到余占鳌的爱,因为她爱得没有自尊

:周迅版九儿跟巩俐版九儿相比,有什么不同

赵冬苓:电影是男性视角,电视剧我们改为以九儿为中心视角,她身上很多东西丰富了这主要是从艺术创作规律来考虑的余占鳌后来当了土匪,等于是割断了社会关系,九儿就成为了剧中社会关系的联结者,在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中心,这样才满足我们电视剧讲故事的要求

商业性的探讨

:现在大家觉得这个剧可能商业元素多了些,像三角恋、宅斗、剿匪,在以往的年代戏中都很常见,一些观众觉得落于俗套,缺少了原着的韵味

赵冬苓:我对莫言的《红高粱》怀有高度的敬意,《红高粱》在那个时代具有振聋发聩的影响力但这毕竟是1986年的作品,现在人的自由程度、社会的宽松度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必须根据现在的时代特点,根据电视剧艺术形式的要求,对《红高粱》原着作一次重新阐述

莫言的创作笔法有大量的浪漫、魔幻色彩,时代背景、社会关系不是他铺陈的重点,我们的剧中希望有家国情怀,对于人物关系就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需要做人物关系、社会背景的补充、丰富和扩展,当然在做这些的时候要符合一些商业的规律我这两年一直在探索剧作的商业性问题

:主旋律作品要怎么写,才能符合商业规律

赵冬苓:长期以来不少人对主旋律作品有一个很深的误解,以为它必须主题先行甚至要生硬灌输我个人相信任何关于情操和道德的命题,都有植根于人之常情的出发点,编剧的挑战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那根“线”,将之通过故事表现出来

譬如说九儿,在剧中没有人对她进行过爱国主义教育,她也不懂这方面的大道理,但是当她深爱的人和深爱的土地受到侵犯破坏时,反抗就成了下意识的行为观众觉得能理解她的情感,是因为通过之前的故事已经和九儿所处的时代和人物建立了感情

我写到后半段的时候突然发现,剧中所有人物的立场都不一样这有一个好处,一个事件一旦出来,所有的人都要动起来,因为他们要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对这个事情作出反应,矛盾刹那间就被激化这导致了戏剧冲突不断,矛盾不断,导致戏能够不断翻转,不断出现新的戏剧点,保持了剧的好看度这是我写这个剧特别棒的感受

电视剧要寓教于乐,不可能干巴巴地写一个东西,没有商业元素,没有人要看的吧

人物不能非黑即白

:跟普通的年代剧相比,《红高粱》的“高粱味”如何体现呢

赵冬苓:人物个性更狂野,精神更强悍主人公九儿和余占鳌都是精神比较强悍的人,他们一辈子都在征服和被征服、男人和女人战争的关系中,一个从来也没能战胜另外一个,而当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一起抵御外侮包括剧中全新塑造的朱豪三、张俊杰,都是精神很强悍的人,和传统的逆来顺受不一样

:你曾说你有受到《甄嬛传》的影响

赵冬苓:不能用非黑即白的观念去看待人物形象,每个人身上都是有瑕疵的,这样才是真实的人物《甄嬛传》里面对不同人物的立场和生态刻画启发了我,但具体到九儿和淑贤的戏,更多是为了写出男权社会下的女性解放主题她们争斗到最后的结果是互相理解和扶持就立意来说,我认为和《甄嬛传》是很不一样的

有个别媒体断章取义,强调我从《甄嬛传》得到借鉴,开始写所谓“三观不正”的角色,这个表述肯定是不完整和错误的我本意只是说现在刻画人物不会一开始就把他们放在道德制高点上,然而这么做,恰恰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不断摆脱人性中的弱点,向正确的方向走去《红高粱》里面所有的主要角色,都是这么一个从不完美走向自我完善的过程

多年以来我笔下也没有纯粹的坏人了,后来剧情发展到抗日阶段,我特别希望能写得庄重、严肃,我不想把鬼子妖魔化

但这次剧中还是出现了一个坏人玉郎,他是作为九儿设计陷害淑贤的棋子出场的,之后他做了一系列坏事,基本上是一个功能单一的反面角色现在回头看,他的心理活动过于单一如果有机会修改,我希望他走向堕落的层次更丰富一些,让人看到一个坏人的形成过程我把他当作了一个功能性的人物,就像我们需要有鬼子,不用把鬼子当人写,现在想想这是我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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